榉木是中国明清时期民间家具最主要的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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榉木，也写作“椐木”或“椇木”，盛产于江南，北方称之为“南榆”。榉木非硬木类，但是木质坚硬、纹理优美，色泽华丽，江浙沪一带普通百姓多用其打造日用家具，明清苏作家具中以榉木家具生产时间最长，品种也最丰富。

  明式家具的佳作中不乏榉木制品，此类榉木家具佳作的造型、工艺超群，精雕细琢，十分文气，与黄花梨等硬木家具相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不在其下。明清两代江南文人雅士的参与明式家具制作的同时，对榉木家情有独钟，留下了不少佳作，令其具备了不俗的审美情趣和传世价值。
  
  榉木是中国明清时期民间家具最主要的用材，江南有“无榉不成具”的说法。榉木材质坚致耐久，纹理美丽而有光泽，榉木分量很重，与黄花梨不相上下。有一种带赤色的老龄榉木被称为“血榉”，很像花梨木，是榉木中的佳品，无论是观赏性还是实用性都不输黄花梨；还有一种木纹似山峦起伏的“宝塔纹”，十分文气，为文人骚客所钟爱。
  
  可以说，榉木是一种既贵气逼人又十分亲民的材质，江南人的生活起居、园林建设乃至江南文人的审美意趣、情思寄托都与它紧紧联系在一起。
  
  传统概念中，榉木并不被认为是硬木，王世襄先生也认为榉木“比一般木材坚实但不能算是硬木”。但1996年出版的《中国红木家具》一书却认为，“在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民间选用当地盛产的榉树为家具的用材，大量制造供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榉木家具，给中国传统家具带来了一次开创性机遇”。
  他还强调指出，“榉木在江南民间被视为‘硬木’，所制的家具非常考究，它不仅是中国古代优质硬木家具之先导，而且一直连续不断地生产到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是生产时间最长久的民间实用硬木家具”。
  
  
  可见榉木并非清初黄花梨告缺，进口木材跟不上而无奈选择的替代品，而是在早于黄花梨前即有工匠以榉木大规模打制家具，据考证，早在宋元时期，榉木便用来制作家具，在黄花梨基本告罄后榉木家具仍延续了下来，存世者远较花梨为多，其中诸多品类艺术价值不在黄花梨之下。
  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达，手工业发展相当成熟，都市生活空前繁荣。从园林营造到百姓民居所需植树木都极有讲究。江南一带盛行“前榉后朴”，“榉”与“举”谐音，而且榉树树质仅次红木，是栋梁之材，一般人家以此为植材旺家之训，在庭院前种榉树，就包含了家庭发达，有人中举，家中要出栋梁之才之意。
  
  选朴树栽于庭院之后，朴树材质较榉树为次，但生长力顽强，树姿婆娑，寓意只要勤俭朴素，治家有方，也能过上安康生活。这两种树在榉木家具盛行的苏州地方成为当地风情之物。当地家庭每分家立业之时，皆于庭院前后分别植下榉树和朴树，待儿女婚嫁时伐榉取木，打造家具，有女则打制箱匣等小件，有男丁则打制床架、几案等大件。
  随着海运的日益发达，产自海外的花梨等硬木流入，成为明清家具中一类材质，但毕竟木材数量有限，以其为材质的家具存世也很少。而榉木家具则不然。如宜兴紫砂茶壶的艺术传承一样，榉木家具因其植根民间的特性，其工艺传承大多由民间工匠来完成。
  
  明张瀚《松窗梦语·百工纪》记载，“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吴制器而美，以为非美弗珍也。……四方贵吴，而吴益工于器”。所谓“三吴”，以苏州为首；所谓“制器”，当然少不了家具制作。公认明式家具发祥地在苏州，有“苏作”之说，苏制家具的做工纯熟精细为世人所称道。由于榉木家具取材便利易得，工匠在设计和用料上不必畏首畏尾，可以放手历练，对榉木纹饰、材性的了解稔熟于心，远胜于少见的黄花梨等硬木，所下的功夫，当然亦在“硬木”之上，苏作榉木家具的创制技艺自然日臻精妙纯熟。
  
  榉木家具的品式也十分齐全，无论桌、案、几、凳，还是椅、柜、橱、床，无所不包。而随着交通的发达，大量精美的苏作榉木家具经过漕运流向大江南北，“考究的硬木家具，有的供应苏州或江南其他大城市，有的出口外销，更多的则通过漕运，远销直隶、北京”。
  苏作榉木家具制式与黄花梨家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有人说，“远观这两种苏作家具，如同孪生，无可挑剔，一时难以辨清”。因此榉木家具虽相当于“民窑”所出，其中许多精器之美并不逊出自“官窑”的黄花梨，传世榉木家具数量颇多。如王世襄先生在北京工艺美术学院收藏了一把著名的榉木矮南官帽椅，无论它的质感、功效和做工，都不在黄花梨之下。
  
  明 榉木矮南官帽椅
  明中叶后，中国经济高度发达，这在中国城镇发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清代徐扬所作《姑苏繁华图》长十二米，尺幅是《清明上河图》的两倍有余，打开画卷，画中姑苏州“商贾辐辏，百货骈阗”的繁盛市井风情尽呈眼前。“三言二拍”中对江南市井生活的描述亦可见当时生活之富裕斑斓。物质生活的富足，令文人在物质追求之余更感精神生活的重要。
  沈春泽在《长物志》序中说：“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文人多以建园林寄托文心，陶冶才情，而园林建筑中不可忽缺的家具正成为了他们才情与文心的投射与物化。
  
  当时文人几乎都直接参与了书房中家具的设计，他们的设计更注重品味，更体现出其艺术个性和的文化特质。明唐寅在其所临前人《韩熙载夜宴图》图中，在“忠于原作，不失神采笔踪”的前提下，对画中元素作了适当改动，其中最夺人眼球的是对画中家具进行了重新布置，增绘了不少家具，充分展现了他在家具设计、创意方面不凡的才情，更折射出明代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对苏州明式家具的推崇。
  
  “明四家”之一文徵明的弟子周公瑕，在其使用的一把紫檀木扶手椅靠背上，款刻了一首五言绝句：
  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
  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
  这种没有棱角、造型温文尔雅的扶手椅，江南地区称之为“文椅”，是当时文人们喜爱的椅子样式之一，这些都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吴地文人在日常实用家具中所倾注的精神期待。
  
  明清两朝无论政治气候还是社会关系，均是历史上相当诡奇的时期。明代朝纲暴戾，“殿陛行杖”司空见惯，而上下交争、党社之争，致朝野沸腾。这种充满戾气的社会氛围，令当时知识分子在无奈之余只能以愤然逃禅、佯狂出世抗争。而清代愈加严苛的文字狱则令文人更加无法展现政治抱负，他们纷纷避开仕途，以“草民布衣”融入更加宽广的社会，在市井或佛禅中寻求精神和理想的寄托。
  
  他们愤世嫉俗、孤高决傲，将自己的才华与人文情趣寄托于家具制作等诸多载体。在入世与出世之间，他们追求一种简素空明、不事张扬的审美意趣和审美取向，而榉木取自江南本土，虽不似硬木名贵奢华，却材质坚致、色纹兼美，在世俗情态的表象下展现出与当时文人审美取向契合的简约空灵，而在其心灵的投射中更能体味到内心的愉悦。
  
  这是逃离纷争，追求人与自然的完美和谐，是心境与万物的契合。境由心生、心由景生的交互关系，正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内容。这种对生命的态度和对事物的认识，令当时的审美亦显现出更为鲜明的意向，简素空灵、天然去雕饰的艺术风格成为美的精髓，亦成为当时的潮流时尚。
  榉木风华，布衣情怀。我认为对榉木明清文人家具的认知，就是回归传统审美思想、审美关联和审美态度，回到简朴无华的审美情趣，就是要回归到中国传统对艺术的简洁的哲学概括和深刻内涵。艺术有其本源，市场亦然，深入研究明清榉木文人家具，也许更能让我们回归艺术的本真。